商会起源于行会（Guild），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同业性组织。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有悠久的历史。在6世纪末叶起的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   

明朝已经流传“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的熟语。到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已出现许多手工业行会组织，如湖北黄陂制袜业公会、广东佛山制鞋业的福履堂和儒履堂等。同时，商业行会（称“公所”的多）也应运而生。如上海的钱庄、面粉、杂粮、呢绒等同业，分别组织了公所。1918年，北京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性组织定名为“工商同业公会”。    

由同业和行业组织逐步发展成立商会，外国比我国早。法国于1599年在马耳塞市成立第一个商会，加拿大于1750年出现了全国性的商会，英国于1768年在泽西岛成立第一个商会，美国于1768年在纽约州成立商会，日本于1878年在东京、大阪、神户分别成立了“商工会议所”。在我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汹涌输入，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    

1874年即清朝同治末年，辽宁工商界成立了“公议所”，是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而提到议事日程、开始建立商会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即清朝光绪26年，盛宣布怀任商务大臣，在上海修订对外商约时主张成立商会。他认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主张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当然，盛宣怀的主张是有阶级性的，他以振兴商业而自治，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因而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   

 翌年（1901年），在盛宣怀的推动下，由袁树勋（江海关道）、严信厚（通商银行总董）邀请各帮会董，集议和筹备设立商会事，拟订了暂时章程六条。光绪28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1903年，天津成立了商务公所。同年，杭州商会也成立（当时叫“商务总会”或其他名字待考）。光绪29年11月24日（1904年1月11日）商部专就劝办商会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     

奏折大意是，西方国家重视商学，商人把经营贸易“视同身心性命之事，用能任重致远凌驾五洲”。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比中国相差甚远，但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奏折在讲了海禁大开，“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的形势后，说“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     

关于商会的作用，说“夫商会之要义约有二端：一曰剔除内弊；一曰考察外情。”并附上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章程规定，过去叫“商业公所”、“商务公会”等名目者，统一改称“商会”，商务繁富地区“设立商务总会”，稍次之地设立分会。此后，上海、天津分别改称“上海商务总会”（1904年4月22日），“天津商务总会”（1905），1906年北京成立了“京师商务总会”。这一年，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和各地商界不承认由清府委任的商务总会，纷纷改组成立总商会。1912年，上海、杭州分别改组称“上海总商会”、“杭州总商会”。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公布了{商会法}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埠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立商会。     

同年上海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总机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计1099个。191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商会法》。1929年8月，国民党政府工商部设立“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重新制定了《商会法》。到了1930年，全国各地商会、商会联合会已建立2046个。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又纷纷接收、改组、恢复或重建商会。

茶马古道起始于秦汉时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唐朝后期饮茶的风气盛行，制茶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等地区则出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发展繁荣于唐宋以后，发展繁荣的原因在于以茶叶为载体的边地商贸的兴起与发展。到了唐代，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藏族和南亚、西亚人大量饮茶，大西南的茶叶从这条古道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横断山脉走向青藏高原，走向印度以及更远的西亚、东非。到了清朝，由于清政府力图控制西藏这样的政治背景，就开设了官驿的方式，使茶马贸易规范和制度化，使这条古道得到又一次的重视与发展。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日本法西斯控制了中国所有的海上交通，又截了滇缅公路运输后，国际援华物资便只剩下这条通道进入中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茶马古道也进入了一个最辉煌鼎盛的时期。

丽江与藏区仅一江之隔，有着地理上的优势，内控制着鹤庆、剑川等，外临中甸，是云南省出入西藏咽喉。在茶马古道上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它们是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其中，丽江古城是一座茶马古道上迄今保存最为完好并古貌依旧的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冲，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     

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重镇，它就是一个商贸中心，它的发展与当时滇藏物资贸易的唯一交通工具(马)不可分割。绵长艰险的道路，长期在外的行走，马锅头带领的马帮逐渐形成一种马帮文化，马帮文化带动了丽江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它拥有的各行个业都围绕着“马帮”、“藏货”展开。茶马古道的繁荣是有许多的沿途集镇的繁荣而拼接出来的，它每个部分的繁荣都相互的拉动着其他部分，它们的发展相辅相成，丽江以它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茶马古道，而茶马古道又以它丰富的文化回报丽江。

丽江华坪深受古代茶马文化的影响。商会古来有之，它是一个地方商业繁荣外商聚集的标志，我们县城水井街至今还有江西商会留下的遗址，商家们乐善好施的许多故事还在坊间流传。古往今来，商人们走南闯北，谱写了无数催人奋进的励志故事，创造了无数致富一方的商贾传奇。新的时代，赋予了商会新的内涵，华人商会它体现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地方抱团发展的品牌效应。昆明市华坪商会的成立，使我们有了家的归属，有了对外宣传的窗口，有了抱团发展的平台，我们要弘扬历史传承，遵从商界美德，牢牢抓住发展机遇，以更强的开拓精神、更强的创业意识、更强的商业智慧和更浓的家乡情结，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抱团共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企业发展壮大再创辉煌，为融入新昆明建设再创佳绩，为支援家乡华坪再立新功！